林行止: 樂於工作投資 富國唯一條件

林行止：樂於工作投資 富國唯一條件

有點像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初期，西方學者、政客和論者一窩蜂讚美日本經濟以至其企管手法，新世紀尤其是最近三二年，這些人（及其接班人）已調整筆鋒，轉而謳歌中國經濟成就，只是對內地企管尚未有任何美言﹔對於百余年來受盡外人欺凌積聚了滿肚怨氣和萌生自卑感的國人，對這種毫無保留甚且誇張肉麻的讚詞，表面也許謙讓實際上則完全受落，而且必有揚眉吐氣之感。中國國歌的歌詞雖然仍未改換，但認為中國現在是迎著外資的銀彈而非敵人的炮彈前進的人，肯定佔絕大多數。不過，有一點大家必須清醒知道的是，和股評家順藤摸瓜即今年盈利增長百分之十便預測明年有百分之十五增長相似，政經論者亦難逃此窠臼，他們中絕大部分看風駛里、存先褒後貶用心者亦不乏其人，今天把中國經濟捧上九重天，明天稍見挫折便會把之貶入十八層地獄……。在這些人眼中，如今日本一無是處，昔日那些令日本成為超級經濟強國的因素，轉眼之間，都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障礙！

今年一、二月號美國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發表九三年諾獎得主之一、現任芝加哥大學人口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福格爾（R. Fogel, 1926-）的短文〈$123,000,000,000,000〉，這個噱頭十足的題目，無非在提醒讀者注意到公元二○四○年—從現在起計的三十年後—中國將成為世界絕對經濟超級大國。九三年諾獎公布翌日，筆者寫了題為〈諾獎得主的理論對中國經改有特殊意義〉的評論（十月十三日，收台北遠景社《熱錢興風》），不過，談的是和福格爾分享諾獎的另一名家諾思（D.C. North）的學說，福格爾治學的強項如黑人問題、鐵路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等，均非筆者興趣所在，所知有限，因此無話可說……。沒想到已屆八十四高齡的福格爾，突然對中國經濟發生這麼濃烈（也許應該說狂熱）的興趣。

文章指出，到了二○四○年，中國的ＧＤＰ將達一百二十三萬億（美元．下同），為二○○○年世界近二百國總合ＧＤＰ的三倍﹔屆時中國人均ＧＤＰ達八萬五千元，兩倍於預測中的歐盟，遠遠超逾印度和日本，雖然到時美國人均ＧＤＰ仍世界稱冠，但中國以人多取勝，佔世界ＧＤＰ份額高達百分之四十—美國只佔百分之十四，歐盟百分之五（英國是歐盟成員之一，當然更不消提了）……。中國主宰世界經濟盛衰，十分顯然。顯而易見，在未來三十年中任何一年，中國經濟有機會成為「世界最強」，對見慣或曾生活在一窮二白中國的人來說，這簡直不可思議、不敢相信，為消眾疑，福格爾引述前港督彭定康之言︰「在過去二千年，中國經濟位列世界前茅的達一千八百年」，那意味著，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再度成為世界火車頭，不過是「回到從前」，何奇之有。事實上，在十八世紀之前，歐洲各國為政教分離大打出手，北美仍是蠻荒世界，但中國已的而且確是世界文化及經濟首屈一指的大國！

三十年後ＧＤＰ達一百二十三萬億，雖是比天文數字還大的數字，但福格爾還認為這是「被低估的數字」﹔不少象牙塔經濟學家指出中國誇大經濟數據，福格爾則說「低估」，何所據而云爾？福格爾指出因為「不少中小公司尤其是服務行業因稅務或其他問題而不把營業額上報」，這類數字一旦列入統計表，ＧＤＰ再增是必然的。

雖然內地及海外不少論者批評中國在教育上投資不足，福格爾則認為中國這方面投入了龐大資源（未列具體數據），由於受過教育的工人的生產力較高，中國經濟因此必會更上層樓﹔他說九八年江澤民主席提倡大搞高等教育時，全國大學生人數為三百四十萬，四年後，高等教育學生人數增百分之一百六十五，而赴外留學學生人數增百分之一百五十二﹔二○○○年至○四年間大學生入學人數增百分之五十。高教育水平等於高生產力，這是他進一步看好中國經濟的原因。福格爾還說農村經濟亦長期被低估，地方政治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重大積極功能亦被忽視﹔他又指出以他的經驗，內地經濟學者勇於批評經濟政策，風氣開明—「他們不會喊打倒胡錦濤」的口號，但指出政策錯誤並無懼色。福格爾認為這種開放現象，會促致經濟成長。

導致一國的貧富，自從十六世紀以還，便是思想家（及後來經濟學家）的熱門話題。法國啟蒙時期政治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認為熱帶令人懨懨欲睡、無心工作，經濟窮困，事屬必然（邱吉爾好像說過熱帶無文化的話）﹔而稍後德國社會學家麥克思．韋伯（Max Weber）指出新教道德是驅動經濟向前的原動力……﹔到了現在，大名鼎鼎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沙斯（J. Sachs）亦把經濟貧富與地理環境及氣候掛鉤，窮國幾乎毫無例外是土地貧瘠（nutrient-starved）的熱帶國家（不宜耕種及滋生多種疾病）﹔而以寫《槍炮、病菌及鋼鐵》為普羅大眾熟知的美國生理學家戴蒙德（J. Diamond）則強調天然資源之有無、物種之強弱與科技進步與否決定一切（戴蒙德認為學會使用工具耕作的民族等於最先懂得利用科技）。

上說都具說服力，然而，他們未指出的誘因—誘使人們工作及投資的條件—也許更為重要。這即是說，有足夠誘因令人民自願努力工作、理性投資及有足以保障其從工作與投資中獲得財富的建制（institution），才能使國家致富。放眼當今世界各國，符合此種條件的富不符合的窮，是彰彰明甚的。

中國經濟發展勢頭極佳，福格爾提及的數項對經濟有重大貢獻卻被「低估」的現象亦是事實，那等於說中國的經濟潛質確有成為「世界第一強」的條件﹔但如何令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人民樂於工作和投資？答案似乎是設計一套誘使人們自願不懈工作和投資的制度﹔而保証這種制度能夠貫徹，建立嚴謹的法治體系是根本！（林行止 文)